“現代化的建設也是城市化的發展，都市現實的危機比某種其他的危機更為重要、更為根本?！备母镩_放40多年來，我國城市空間的創造在宏觀上呈現出權力與資本交匯下的螺旋傳導特征，突出表現為建立了經濟特區以及頂層設計上對城市開放的時序布局。在宏觀層面，地方政府一方面維持了宏觀空間的創造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之間的博弈關系催生了空間創造的網絡化格局，表現為區域之間行政壁壘，地方保護衍生下的發展不均衡、不平等。在微觀層面，由于制度的不均衡、區域的不連通，導致都市圈城市空間出現種種割裂矛盾，權力與資本耦合的時序差異也催生了各生產要素上的動力傳導阻滯。這些都給都市圈的協同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
(一)頂層規劃與協同治理實踐的空間矛盾突出
都市圈的協同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對空間正義的彰顯，從空間正義的現實價值來說，空間正義就是空間規劃、空間生產、空間權利的正義性，就是讓空間生產按照正義的原則進行，讓空間資源依照正義的原則分配，讓空間權利按照正義的原則實施。[7]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是“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等國家戰略實施的交匯點。[8]長三角在我國經濟版圖上占據重要地位，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增長極，以2019年為例，占國土面積僅3.7%的“一市三省”，匯聚了15%的常住人口，卻創造了占全國約24%的經濟總量。經濟的強勁發展、信息的快速流動，使得長三角地區成為當今“時空壓縮”“高頻流動”背景下研究都市圈一體化發展的典型代表。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標志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v觀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歷程，對于協同化空間正義的訴求并不是一開始就有頂層空間規劃的配合。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務院率先提出成立“上海經濟區”，制定經濟區發展規劃并協調地區間關系，但由于各級政府的“財政包干”體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逐步加劇[8]，經濟區的作用并沒有真正顯現。上世紀90年代，中央做出決策，開放上海浦東，這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撐。上海浦東的開發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促使南京、杭州等與上海聯系緊密的城市試圖打破行政制約，追求在經濟政策、投資環境等方面與浦東的接軌。但是由于政策區別以及本身經濟實力的差異，各個城市在空間權利的爭奪上仍出現較大差異，優先發展的地區不斷獲得改革和創新的機會，其空間吸引力不斷壯大，以外資投資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外資企業選擇將具有核心競爭力與資本、技術聚集性的部門設立在上海，而將制造、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資源損耗型產業設立在其他長三角城市。早在20世紀90年代，安徽省就提出“開發皖江、呼應浦東”的發展戰略，但由于存在較大發展落差，安徽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未被納入長三角范圍。直到2016年國務院批復《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才明確將安徽省納入長三角。這表明，即使在地理空間上安徽省與滬、蘇、浙緊密相連，經濟合作、社會流動的密度很大，協同化空間實踐的意愿強烈，但沒有頂層政策的支持，安徽省在空間權利的訴求上就一直處于懸置狀態。都市圈內部也存在空間崛起的不平等現象。從理論上說，城市群的演進會形成多中心的空間體系，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城市空間的創造往往以一個重點區域為主，“舉全省之力打造省會經濟”是眾多省域空間創造的典型特征，這種特征在都市圈內部也十分明顯，例如，上海對周邊城市的“虹吸”效應，合肥市對全省城市的“虹吸”效應等，這些“中心”地位的不斷壯大，誘使資本傾向的力度更大，從而催生更嚴峻的空間原生性矛盾。因此，一方面呼吁區域治理的協同性空間實踐，一方面在頂層空間規劃上行動滯后，這就必然產生區域協同治理上的空間矛盾。
(二)行政壁壘無法有效破解導致都市圈社會空間疏離
“空間是政治性的?？臻g不是一個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學的對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戰略性的?！卑凑蘸嗬ち徐撤鼱柕挠^點，社會空間可定義為特定的生產方式所呈現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結構形態，人們在交往與互動中逐漸建構起共享的社會規則與價值系統，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并進而形成一種可以滿足不同主體需求的社會空間。長三角區域的各大都市圈在地理空間上是一個跨行政區域的一體化系統，但在社會空間上卻是各級行政權力不斷博弈的動態分化場域。首先，都市圈之間跨界協調機制不完善。五大都市圈由不同的行政單元組成，有的行政單元還分屬于不同的省區。受行政區域分異和地方利益的影響，都市圈之間面臨著對人才、資金和創新要素的爭奪以及對產業轉移和承接的競爭，零和博弈現象較為突出，盡管《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了“三省五圈”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發展重點，但實際上“三省五圈”在先進制造、對外開放、民營經濟等多方面優勢上存在著重疊和同質傾向。此外由于群體認同、社會情感、歷史背景、集體記憶等方面的整體性差異，空間排斥現象更為常見。其次，都市圈內部城市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也會導致社會空間的區隔。具體表現在由于城市間發展水平不一致，政策制定不統一，在規劃制定、土地管理、公共服務等領域缺乏事前溝通和銜接機制，導致政策解釋不一致，城市間在市場準入、信用體系方面的標準不互認、不互信，因此，在招商引資、人才引進、技術共享等方面就缺少靈動和協同。長此以往，不平衡發展必然削弱區域一體化的價值認同，社會空間的疏離便在所難免。社會空間疏離，造成社會區隔甚至社會排斥，難以有效激活區域間協同治理的合力。
(三)地域文化認同不足引致心理空間分化
迪爾凱姆認為，認同是一種成為集體意識的東西，是將一個共同體中不同的個人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梢哉f，區域能否實現一體化或在一體化方面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文化的認同。長期以來，盡管長三角地區經濟聯系密切，但由于受到地域、行政、戶籍、習俗等方面的影響，長三角各大都市圈存在發展不均衡、利益有沖突、文化有隔閡等情況。例如，在文化內涵上，上海的“海派文化”有著海納百川、包容開放的特征，是一種尊重多元，兼顧個人和社會利益，以契約精神為主導的理性的、包容的、成熟的商業文化。江蘇秉承了吳文化許多傳統，從太伯奔吳，“端委以治周禮”開始，不拘泥傳統、表現靈活的精神為此地的人們所歷代傳承，他們強調經世致用，對社會治理提出了很多變革主張，在思想觀念上易于變通。因而在改革之際，較少受傳統意識束縛，往往呈引領之勢。浙江繼承了歷史上越文化和浙東學術的精髓，注重務實，講求事功，曾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他們強調致富，推崇突破傳統、積極向上的創新精神。安徽受徽文化影響較深，主張仁、義、禮、智、信、忠、孝等文化價值觀，強調順勢而為、進退有度的經世智慧，同時注重傳承徽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如重視教育制度、宗族制度的經驗智慧和歷史價值。不同的地域文化賦予人們不同的行為方式，也型塑了各地不同的心理空間。上海專致嚴謹，強調高效有序和國際化;蘇州放達溫和，注重經濟效益;杭州靈活創新、數字經濟發達;合肥注重制度建設，重視文化積淀。因此，在長三角都市圈融合發展過程中，文化隔閡與心理空間上排異就不可避免。這較為明顯地表現在都市圈之間的文化防御，各文化以自我為中心，對外地文化的包容度不強，比如安徽全域加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后，部分長三角城市在心理上缺少認同，認為安徽目前還沒有能力較好地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受地域文化影響，各地在政策制定、政府營商環境營造上也均有不同，滬蘇浙主動性較強，對政策執行的靈活性較高，安徽部分城市在政策一體化與產業承接上出現相對的封閉傾向，不夠積極主動迎合變化，做出改革。（作者：蔡華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