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快發展生物經濟，我國應創新發展理念和生產方式，實施與生物經濟相配套的綠色政策；有序開發利用生物質，推進化石資源替代戰略；加強國際合作與協同，完善健康醫療體系；倡導綠色消費，鼓勵使用生物基產品。
1. 生物經濟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方式。從生物經濟定義及其領域演變可知，生物經濟具有自然、健康、可持續等特質。其中，“自然”意指生物基產品即“bio 產品”從自然中來又回到自然中去;“健康”指其食品、營養、醫療、環保等各領域均有益于人的健康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可持續”指生物資源可再生和生物基產品可降解、環境友好并具有正外部性。從生物經濟領域細分看，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領域以發揮“自然”功能為主;食品與營養、醫療等領域以“健康”功能為主;大多數領域則具有多種特質的綜合功能。因此，可從三個層次理解生物經濟的可持續特質:生物經濟是與可持續資源利用相關的新興商業領域(business area)，是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緊缺等諸多問題的社會戰略(societal strategy)，是改變人們思維和提供可持續生活方式的新的經濟社會系統(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生物經濟賦予了當代可持續發展新的內涵，對于新的政策理念的形成具有導向性作用，顛覆了“使用化石資源生產產品”的傳統觀念，正在開啟經濟發展新的生物范式(bio-paradigm)。相對于工業經濟和信息經濟占主流的“機械范式”———注重“精確”與“互聯”，生物范式更加強調“和諧”與“共生”。
2. 生物經濟能從本質上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和綠色轉型。生物經濟涉及農業和食品、健康醫療、能源、材料、化工、環保等眾多產業。生命本質的高度一致性、生物技術的通用性、跨領域的生物質共性為上述產業拓展與融合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與技術可能。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結合信息技術、納米技術、新材料技術等“會聚”發展與應用，將從本質上變革上述產業的發展模式，推動生物產業與信息、材料、能源、環保等產業的融合發展。屆時，生物質產業將掀起一系列綠色化革命，相關產業將被重新定義———定義問題比解決問題的層次更高。以農業為例，在生物經濟時代下，農業將被重新定義，將發展成為生物經濟的“雙基礎”———農業是生物質的基礎，而生物質是生物經濟的基礎。屆時，農業將經歷第二次綠色革命及其系列亞革命，推動能源農業、健康農業和“互聯網 + 農業”等一批新業態乃至新型農業體系的形成，從而實現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互融合乃至綠色轉型。其轉型特征包括智慧利用可再生生物資源、低碳、環保、可持續、高品質、新業態、人本化等。
3. 發展生物經濟需要綠色政策的配套與協同。生物經濟產品多種多樣，部分產品類型如生物醫藥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長遠性等特點，大多數產品具有知識密集、可再生、綠色化、可替代等特點，同時具有正外部性、溢出效應及社會公益價值。因此，在生物經濟產品研發及產業化之初，需要綠色政策的配套與協同。配套與協同主要體現三個方面:一是區域協調，即全球不同區域、國家、地區或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技術與資源跨區域協調和優化配置，這是基于生物經濟的“全球及地區”特征，如食品、能源等大宗產品應靠近原料產地和消費者，而其他多數產品及服務可在全球市場進行貿易。二是化石基產業與生物基產業協調，即兩類產業的互補與替代，而這需要政治、科學和經濟界之間的協調行動。三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協調。17 個 SDGs 中大多數與生物經濟直接相關，建立起兩者之間的戰略對接與協調機制，既有利于 SDGs 的實現，也有利于將發展生物經濟倡議納入多邊政策制定過程并在政府間討論，從而形成基于生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新共識，促進生物經濟戰略政策的實施。
我國發展生物經濟的相應對策
1. 創新發展理念和生產方式，實施與生物經濟相配套的綠色政策。生物經濟既是一種綠色思維方式和發展理念，也是可持續的生產方式，能夠改變產品生產方式、回收方式及消費模式，促進化石基產業向生物基產業轉型，利于資源和廢棄物的“正循環”利用、碳捕獲與碳儲存及生態環境保護。我國即將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正在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迫切需要全方位的產業綠色轉型與升級，而生物經濟能從本質上即從根本上實現眾多產業的融合發展和綠色轉型。要使生物經濟所具有的涉及發展理念和生產方式變革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就需要系列綠色政策相配套，包括生物質循環利用研發政策、生物基產品公共采購政策、綠色市場準入政策、生物基產業稅收減免政策、CO2 排放稅或交易系統，以及與推進綠色消費相關的政策。其中，當務之急是配套推進生活垃圾的分類回收及其有機廢棄物的循環利用政策。
2. 有序開發利用生物質，推進化石資源替代戰略。我國化石資源相對缺乏，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可利用儲量不足，且開采成本不斷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化石資源的開采與利用對環境特別是全球氣候變化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有序開發利用可再生生物質(或稱生物質的智慧利用)，制定并實施化石資源的生物質替代戰略，生產可持續的生物基產品，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前瞻性戰略意義。實施化石資源替代戰略，除需生物技術創新這一關鍵內在驅動因素外，生物質原料是重要基礎和關鍵的外在驅動條件。有序開發利用生物質是指按生物基產品附加值的高低順序統籌分配各類生物質原料(如脂類、糖類、蛋白質、淀粉、纖維素、木質素等)，即高附加值的產業鏈在生物質原料分配利用中處于優先位置，以提高生物質總體利用效率。從目前情況看，其優先順序從先到后基本為健康醫療、化學品生產鏈、其他功能性產品(如生物材料、潤滑劑)、供熱和發電。
3. 加強國際合作與協同，完善健康醫療體系。2020 年全球范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暴發，給國際健康醫療領域帶來巨大挑戰，也給生物安全、檢測試劑、疫苗與新藥研發等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我國應繼續加強與各國及世衛組織等機構的合作，在傳染病預防、疫情信息、護理手段、疫苗研發、新藥創制及公共衛生的全局系統性解決方案等方面和環節加強協同，為完善全球公共衛生及健康醫療體系做出前瞻性與建設性貢獻。生物經濟各領域具有原料及遺傳資源、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化石基替代產業、可再生目標等多方面的通用性聯系或共同的生物質基礎，涉及農業、工業、健康醫療、環境、國家安全等多部門。伴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群體性進展與突破，健康醫療方式可望實現由以治療為主的“疾病護理模式”轉向以預防為主的“預防模式”，即由“有病被動治療狀態”轉向“主動參與疾病預防狀態”。因此，應整合多部門相關職能，成立“生物經濟部”一類綜合職能機構，組織制定生物經濟發展戰略政策，以加強國內生物經濟的統籌發展及國際合作與協同，并在其統籌生物經濟發展的管理職能框架下，進一步完善我國醫療衛生和健康管理體系及生物安全預警機制。
4. 倡導綠色消費，鼓勵使用生物基產品。生物經濟下生產方式的轉型和消費觀念的轉變，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生物基產品生產可從供給側推動綠色消費，而綠色消費可從需求上拉動生物基產品生產。生物經濟為綠色消費模式的推行和生物基產品的普遍性推廣帶來時代機遇。以生物塑料為例，其顛覆了傳統的塑料概念，使“塑料”和“一次性塑料制品”不再僅指通過化石資源生產的難以降解的產品。生物塑料的研發與產業化應用，能為可再生環保塑料的普及，以至作為過渡政策的“限塑令”的終結創造條件，進而為“禁塑令”的全面推行提供可持續的替代方案。因此，應積極倡導綠色消費，通過鼓勵使用生物基產品的方式，促進生物材料的研發與使用，不斷提升生物經濟發展的需求拉動力。
總結
生物經濟已從世紀之交的生物基產品“概念”，發展到如今遍及全球的戰略、政策與行動。生物經濟既是一種創新的生產方式，能夠提供地區性或全球性的可持續解決方案，也是一種改變經濟與社會模式以應對諸如氣候變化、COVID-19 疫情等重大問題與全球性挑戰的重要戰略。生物經濟既是新興的綜合經濟形態，也是可持續的綜合平臺，更是一種新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傊?，生物經濟是一項從根本上減少對化石資源依賴的革命，不僅意味著提供生物基產品以實現化石資源戰略替代或其系統轉變———包括利用可再生資源和將不可再生資源轉變為可再生資源兩個方面，更主要還體現在應對有關食品、健康醫療、環境等“五大”全球性問題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需求方面。生物經濟具有綠色、健康、可持續等特質，縱觀狩采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等綜合經濟形態，只有生物經濟與當代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五大”全球性問題直接相關并高度契合。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拓展與深化，生物經濟賦予當代可持續發展以“超越化石資源”的新內涵;作為可持續的綜合平臺，生物經濟以可再生循環的價值鏈方式，將農業與傳統工業部門融合起來，全方位促進農業、健康醫療、生物制造及生物能源、環保及生態服務等領域的綠色發展。因此，認識國際生物經濟發展戰略格局及其政策趨勢，對于研究制定我國生物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具有借鑒價值與前瞻性意義。研究制定促進生物質創新開發與有序循環利用，以及生物基產業融合協調發展的政策，以便構建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綠色產業體系，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是未來生物經濟戰略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作者：鄧心安 萬思捷 朱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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